李飞跃等:实际政治权力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影响

我很早就知道了李飞跃老师的这篇文章。因为他曾在南开大学我导师(邓宏图教授)主办的讨论班上展示过,最近才知道原来已经发表在了2014年12月的《经济研究》上。
不同与以往很多从正式政治制度角度(产权结构、央地关系、官员晋升等)研究政治对经济影响的文献,这篇文章关注的是非正式政治制度的层面。具体而言是探讨在建国初期从革命战争中继承下来的实际政治权力(区别于作为正式制度的名义政治权力)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作者的核心观点是:“地方实际政治权力偏向于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在20世纪50、60年代与其他地区并无显著差异, 但从70年代初开始随着中央实际权力的弱化, 开始快于其他地区。”作者把“解放后第一届省委的本地干部比例”作为实际政治权力的度量指标。关于“本地干部”,作者的定义是“自抗日战争爆发到该地区被解放前一年在当地有工作经历的干部”。作者发现有中共建立的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地方,本地干部比例通常比较高。“曾经有革命根据地的河北、山东、山西和陕西等地区, 本地干部的比例高于80%;而在国民党统治地区, 如上海、云南、贵州和青海等地, 本地干部比例为0”。整体而言,东部的本地干部比例高于中西部(1952-2008年之间,地方干部比例在东部非直辖市的均值为0.69,在中西部的均值为0.41)。
作者基本的理论假说是:地方官员的激励不仅来自名义政治制度, 也取决于实际政治权力结构。实际政治权力不同的官员发展经济的激励自然也会不同。“首先,由于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利益与本地经济发展的关系最为紧密,他们的实际政治权力越强,那些维护本地经济利益的上级政策越容易得到贯彻和实施;其次,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实际政治权力比较强时,省级官员不得不寻求基层官僚的支持制定和执行保护本地利益的政策,若不顾本地利益攫取经济资源将破坏他们自身的政治权力基础,在可能的政治冲突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最后,省级官员与基层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还有助于共同防范政治风险,保持本地区的政治稳定,提高政策的可信性。”文章里,作者把理论假说重述为以下四条:1)保护产权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和政策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2)地方官员在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时最大化政治权力以实现政治生存;3)当名义政治制度弱化时, 对地方官员的政治生存来说实际政治权力比名义政治权力更重要,他们的经济政策与其实际政治利益更加一致;4)在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实际政治影响力比较强的地区, 地方官员倾向于推行保护本地利益的制度和政策。
在基本回归中,作者使用的核心数据包括实际、人口以及地方实际政治权力结构指标。实际和人口的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在稳健性检验中,控制了地理、文化传统及西方殖民的影响。检验的结构证实了作者的假说:1969年后,地方实际政治权力对地方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正效用。(为什么是1969年后?作者给出的解释是:1969年之前,中央委员会中的“政治强人”比例大,名义政治制度权威过强,地方实际权力缺乏发挥的空间。)控制变量中除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外,文化传统和西方殖民影响不显著。
这篇文章给我最大的启发有两个:①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有可为。近些年国内已经出现了很多研究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影响和用博弈论等经济模型来分析政治行为的文章。不得不说的是,Daron Acemoglu对国内的学者启发非常大,从李飞跃这篇文章的整体思路、外生变量的选择、模型方法就能看出来。再比如陈玉宇等人讨论传教士活动对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影响的文章,之前齐秀林师兄贴过的郭广珍等人“组织内部结构和社会体制变迁”的那篇文章。我们中国的学生还是要好好向Acemoglu取经呀!②只要动脑子,一定皆可度量。在李飞跃的这篇文章里,他提到了地理因素、儒家文化、殖民历史等控制变量。他分别用“各地区的单位面积的海岸线长度”、“各地区明清人均进士数”、“各地区人均的通商口岸数”来作为这几个因素的代理变量。
最后再顺便提一句,李飞跃老师毕业于北大CCER(现在的国发院),是林毅夫老师的学生,毕业后到南开大学国经所任教,真的是很优秀的青年学者。同在CCER的邓欢,你也加油!

文献来源:李飞跃, 张冬, 刘明兴. 实际政治权力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影响[J]. 经济研究. 2014, 12: 45-59
文中提到的其他文章:Yuyu Chen, Hui Wang, Se Yan.The Long-Term Effects of Protestant Activities in China (SSRN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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