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明明、张进铭:民主、投资与经济增长

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里一个持续的热门话题。一个最早由Lipset(1959)提出传统的观点认为,民主与收入之间有正相关,收入增加可以促进民主化,尽管两者不存在反向关系。也有学者持否定意见。Prezworski等人2000年一项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会是民主化水平提高。Acemoglu等人2008年用大跨度数据分析则得出结论经济增长和民主二者之间没有显著的因果关系:收入提高不一定会促进民主,民主并不是收入的必要条件。同样,大量关于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民主比威权更能促进经济增长。总之,现有关于政治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并没有达成一致。有学者认为民主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有学者认为威权更能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尽管如此,大多数研究都没有否认政治体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可能是间接的。
习明明和张进铭于2014年7月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民主、投资与经济增长》认为,民主可能是通过投资与消费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民主在促进消费的同时可能会降低资本积累,最终阻碍经济增长,而威权在促进投资的情况下更有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因此,与上述研究不同,本文使用166个国家和地区1972-201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涉及5827个样本观测值,试图从投资与消费的角度来解释民主与威权对经济行为的不同影响,探讨政治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和机制。实证分析表明,当人均GDP超过456美之后,民主与投资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民主程度越低,投资消费比越高。这意味着,当人均收入超过456美元之后,威权体制比民主体制更能促进投资。此外,按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投资只有在超过一定门槛值之后才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结合实证分析,作者认为在增长的初期,威权模式只有满足两个条件之后才能促进经济增长:一是人均收入超过456美元;二是投资必须超过一定的门槛值。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柬埔寨、老挝、蒙古、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朝鲜、古巴、缅甸等威权体制国家增长一直缓慢,而中国、日本、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国家,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地区在过去几十年为什么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或者正在进入起飞阶段。也正因为如此,那些直接对政治体制与人均收入、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的研究才不会有什么收获。因此,本文的工作主要在两个方面:(1)说明政治体制作用于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是有条件的,并且在满足这样的条件下,威权比民主更能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2)检验了民主阻碍经济增长的渠道:民主在促进消费的同时可能会减少投资并阻碍资本积累,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
为什么,民主化会降低投资-消费比例呢?作者认为主要是因为两种体制下不同的权力分配导致的不同的官员激励。民主体制下的地方官员和国家官员任免实行的是民主选举制,因此,只有承诺实施让多数人获得更高幸福感的财税政策的政党和候选人才能当选。所以民主体制下的民众更偏好能促进公平的财税政策,而民众对再分配财税政策的平等偏好,可能会减少资本积累、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其次,在威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与官员任免实行的是考核制,主要取决于任期内辖地的政绩,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等指标。与消费相比,投资更容易刺激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增长的初期。Hewlett(1979)认为,与民主体制相比,威权体制下的政府受到的约束更小,政府的自由裁量度更大,为了积累资本,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政策、牺牲大众利益来促进经济增长。
一点评论:这个研究在我看来是无可指摘的。不仅从计量角度验证了民主、威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且没有止步于此,通过搭建投资-消费比例这个桥梁,探求了民主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内部机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使用的数据全部是公开数据(政治指标来自Freedom House,经济指标来自Penn World Table),论文里也有详细的计量模型和过程,感兴趣的同仁可以把数据自己跑一遍。

相关文献:民主_投资与经济增长_习明明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